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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村简史:从创业有罪到中国硅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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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本文来源华商韬略,作者熊剑辉,创业邦经授权转载。

70年走来,中关村超越了地理概念,成为一个符号、一个品牌、一种精神象征。

中关村简史:从创业有罪到中国硅谷

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,海淀被规划为首都的“文教区”。清华、北大、中科院等科教领域的排头兵,开始在“中官屯”的旷野里落地生根。

中关村简史:从创业有罪到中国硅谷

1953年,以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科研楼(原子能楼)竣工为标志,中关村开启了“科学城”时代。之后,钱三强、王淦昌、邓稼先、于敏等顶尖精英汇聚于此,成就了“两弹一星”的旷世伟业。

一批科研院所围绕此地、开枝散叶,涌现出一大群新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。待到70年代末,中关村已聚集了一流高校30多所、科研院所130多家,成为中国真正的“科技心脏”,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。

1978年,在美国访问的核聚变专家陈春先,脑海中浮现的正是这样的“中关村”。

这一年,他沿着波士顿128公路、旧金山硅谷走下来,看到的是数千家由教授、大学生、工程师创立的公司,以及由它们构筑的高科技产业集群。

一位美国教授创立的20人的永磁体小公司,就能为NASA和全球核实验室供货。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协同,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。

陈春先深刻认识到——这正是美国经济科技强大的终极奥秘。

他禁不住遐想:如果与“硅谷模式”相结合,中关村将爆发出怎样的威力?

1980年,陈春先在向中科院、北京科协的听众讲述“访美报告”时,豪气冲天地宣布:要亲自创办一家“硅谷公司”。他定下一个“二不四自”原则:不要国家拨款、不占国家编制,自由组合、自筹资金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

后来,这成为无数中关村公司效仿的样板。

但在当时,全中国都没这个先例。陈春先开公司的报告打到物理所,结果石沉大海。

而在“访美报告”现场,北京科协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被陈春先圈了粉。她清楚知道,这个“公司”开不成。不过她有一个“曲线救国”的计划:

陈春先凭借等离子体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,可以搞个“服务部”,由北京科协出批文、出经费,再到公安局刻公章、银行开账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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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10月23日,陈春先等人把物理所一间废弃仓库收拾出来,成立了“服务部”。这一天,被公认为中关村的“公司诞生日”。

而陈春先“腐蚀科技队伍,侵占公共房屋”的“小报告”,也打到了物理所领导那里,证据是:每个扫仓库的人都多领了5块饭钱。

大家都在观望、迟疑、看笑话,陈春先却马不停蹄起来。

他跑美国、倒芯片,造出一批核聚变电源开关,狠赚了3万块;又办起培训班,向待业青年传授电子技术,成为日后“电子一条街”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人们惊诧于服务部竟然赚钱了,更看不惯陈春先给员工多发的7-15元津贴。

风言风语多起来。说服务部“损公肥私、吃里扒外”者有之,批评陈春先等人“不务正业,歪门邪道,腐蚀干部”者有之。很快,上级决定对服务部立案调查,诽谤、查账、被拘接踵而来。很快,服务部的上百人一哄而散。

好在,陈春先的遭遇被新华社发现,并登在了直呈中央领导的机密内参上。随即,审查被制止,服务部的做法赢得了中央的赞赏。

1983年4月,陈春先干脆胆子再大一点,创立“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”及下辖的“华夏电器公司”,彻底冲破了体制阻碍,成为了中国第一家“技工贸”企业。

但陈春先冲破阻碍的历史使命,似乎到此戛然而止。

此后,他又创办了20多家公司,历经项目失败、贸易纠纷、非法拘役等无数磨难。非但没能积累起财富,还因下海失去了体制内的福利待遇,晚景凄凉。

2004年8月10日,70岁的陈春先溘然长逝。他捐出眼角膜,留下了把“光明留给后人”的遗愿。这位打破时代坚冰的“中关村第一人”并不富有,却以过人的勇气和智慧,照亮了中关村的未来之路。

与陈春先差不多同时“揭竿而起”的,还有一位标志人物:王洪德。

1982年底,中科院计算所一次会议上,“右派”王洪德突然拍案而起:“如果聘走不行,借走!借走不行,调走!调走不行,辞职走!辞职不行的话,你们就开除我吧!”

说完,他拂袖而去。

当年,王洪德“五走创京海”,轰动北京城。

1979年,王洪德曾在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拉起一支人马,专做计算机房工程安装。结果,一年大赚60万,轰动了中科院,也引来了工商局和纪委的审查。

他声泪俱下地“交代”:“我们这些新产品,都是填补国家空白的,不然就要从国外进口。既创造了效益,又解决了知青就业,我何罪之有?”但纪委坚持追究到底。

1983年8月,46岁的王洪德忍无可忍,怒创“京海”。他从知青社借款1万,刚在银行开了户,就接到北大一个计算机房改造项目。一群中字头的大牌公司都来竞标,北大却只相信王洪德。

这个项目让京海大赚9万块,从此大订单接踵而来。1987年,京海总产值突破1.3亿,坐上了中国机房行业的头把交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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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春先、王洪德的创业壮举,让中科院计划局和海淀区也心痒难耐。很快,它们从“新菜田改建基金”中刨出10万块,创立公私合办的“科海”。

创立科海的初衷,是希望把中科院的科研成果,放进海淀区的企业推广应用。当年,科海推出了中国最早的电脑汉字装置、空气加湿器、财务管理系统等,夺得了不少中国第一。但这些新技术,市场转化的成功率并不高。

但京海、科海的试水,让更多人的心思活泛起来。一批科研人员和海淀区四季青乡一拍即合,决定合作。

1984年5月16日,“四通”在四季青乡会议室宣告成立,乡里出资2万,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担当名誉董事长。“四”取自四季青,“通”有“四通八达”之意;英文“Stone”意为石头,有人解释为:干好了成钻石,干不好就甘当铺路石。

四通的第一笔生意,来自中科院计算中心一批日本打印机,它们打不了中文,形同垃圾。但四通花400块请了个程序员,编了套打印中文软件,让这批打印机满血复活,结果大赚20万。

沿着这个思路,四通发现,单位买电脑大都用来打印。“电脑+打印机”的组合要5万块,要是能造出便宜的打印一体机呢?

1985年,四通MS-2400中英文打字机问世,一帮没怎么见过钱的科技工作者卯足劲开出八九千块的高价,都挡不住汹涌的订单。这一年,公司狂赚3000万,转年营收破亿。

1993年7月,四通电子赴港上市,成为北京民营企业第一股。

鼎盛时代,四通纳的税占据中关村的半壁江山,其他企业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。人民大学南侧立交桥,至今以“四通桥”命名,足见其当年荣光。

但1997年,四通遭遇一场金融诈骗,2002年才走出困境。之后,投新浪、搞地产、接盘脑白金,最终在时代的大潮中光彩不再。

一度能与四通同台共舞的,是信通。这是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,由中科院计算所、科仪厂、海淀区各投100万,于1984年11月开业。

中科院计算所的抗干扰稳压电源,曾荣获科学大奖。信通最早将其产业化,从而赚到了第一桶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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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信通却与最大的风口失之交臂。

当年,它最早请动倪光南生产了100块汉卡,并约定与计算所五五分成。结果,计算所卖出93块、信通只卖出7块,计算所据此要分大头,信通坚持对半分。

这样的短视,让计算所再也不肯与之合作。而倪光南的汉卡技术,最终成就了联想的伟业。

此后,信通业绩一度冠绝“两通两海”。但在90年代初,因为一桩7000万的走私大案东窗事发,信通在中关村第一个轰然倒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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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,中关村的“拐点之年”。

跃上历史舞台的除了“两海两通”,还有大名鼎鼎的联想。

受到陈春先的创业事迹的鼓舞,柳传志也萌生了创业念头:“憋得太久,机会来了,特别想干事!”

1984年10月17日,“联想”在计算所一间尘土飞扬的传达室中成立。公司的全部家当,只有两三个长条凳、办公桌和20万开办费。

这年,中科院财政拨款锐减20%,预计5年后全部取消,计算所1500人吃饭要成问题。而“两通两海”,正在外头赚得风生水起。大家七嘴八舌,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挣第一笔钱。

“机会”很快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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